敦煌莫高窟的真相――王道士并非千古罪人
2019-08-02 11: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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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到敦煌莫高窟，就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当年发现并保护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王圆箓。
我们认识这位道士，多是在《道士塔》中余秋雨对他的描写“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这是《道士塔》的节选可以看到？余秋雨对王道士的怒火。
这篇散文，也选了教材。而我们对这位王道士的印象也是，敦煌莫高窟的罪人，民族文化的罪人。
可王道士真的就是那样是一个千古罪人，一事无成的老农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或者说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王圆箓（约1850年-1931年），出生于陕西，祖籍湖北麻城县，道士，人称“王道士”。王圆箓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期间入道修行。王圆箓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随后，他定居留于该地，奉献了他的后半生。王圆箓是一名道士，却尽毕生之功守护着一片佛窟，他洞启了敦煌文化最重要的一扇门，却又无奈把中华瑰宝贱卖给外国掠盗者。
可说他为一己私欲将文物买给外国人是并不属实的，那些都被他用来保护修缮敦煌莫高窟了。为了文物的保护他又何偿没有做过努力，石窟发现后他尽快向官府报告。数次上报官府并附送样品，要求上级机关予以保护。发现藏经洞不久，王圆箓徒步50里路赶往县城，向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泽汇报，并奉送藏经洞两卷经文做样品。可惜严县令目不识宝，王圆箓无功而返。
1902年，新县令汪宗瀚上任。王圆箓又选出一包写本及绢画去拜见。汪县令对金石学颇有研究，他看过样品后，也颇感惊异，事后还专程前往考察，却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只是将王圆箓送来的经卷、佛画挑选出数件，分数次寄赠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对金石学和古文书有较高造诣，在看过有关经卷后，也为其文化价值所震惊。1903年末，他一方面函请汪宗瀚实地考察，一方面报告甘肃藩台建议其将文物运至兰州保存。
王圆箓陷入长久的等待之中，于是又挑拣两箱经卷，骑着毛驴行程800多里赶赴肃州（酒泉），拜望他当兵时的老上司、安肃道台廷栋。这位道台大人颇具书法造诣，看过经卷后竟然认为，这些书法还不如自己写的好，表示不感兴趣。但道台大人念及老部下从数百里之外送来经卷的劳苦，便将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上报甘肃藩台，建议将这些文物运省妥藏。
甘肃藩台先后收到文武两位官员（叶昌炽、廷栋）的报告，1904年，却以敦煌到兰州路途遥远，耗资巨大，银两难筹为由，仅给汪宗瀚发了一纸“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的命令。
1906年，敦煌新县令黄万春到任，向清政府学部呈交《敦煌县乡土志》，第一次向中央政府汇报了敦煌发现藏经洞之事：“县治南四十里千佛洞，光绪庚子孟夏，新开沙压佛龛，乃掘得复洞，内藏番汉佛典、铜铸佛像、纱绢绘造佛像”云（《敦煌遗书之厄与学术观点之窒》）。惜乎这只是一册地方志，而非正式报告。
王圆箓无奈，竟斗胆给清廷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写了一封秘密奏折。然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哪里还会顾及偏远地区的文化事件。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后来斯坦因来了，他带走几十箱无价之宝，留下的是一些银两，而后“冒险家们”蜂拥而至。
于是文物自此四散于万邦。远离了故土，但也远离了风沙，远离毁灭。而王道士也自此被某些人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王道士真的又能做什么呢？那些冒险者，那些强盗那个不是拿着官府的公文，更甚者又有官府的官兵保护。
信奉印度佛教的和尚跑了，一个中国道士主动守护印度佛教的经书，守护非自己信奉的宗教文明，一篇《道士塔》抹去了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何其不公。
但王道士又有何辜，错本不在他，而在那个积弱愚昧落后无知的国家。
源自：敦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作者：王斌银 吴宜静
